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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中央大学的名字很唬人，其实跟韩国的“中央”，没什么关系。人家就愿意叫“中央”这个名，就好像一部小说里地主孩子的乳名非要叫“皇上”一样。韩国朋友带我去中央大学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反对全球化、反对自由主义的盛大集会。我当时对这事并没有明确的立场，因为我觉得全球化也并不可怕。但是在会场上看到群情激愤的工农大众，看到他们演出的革命节目，我被“火热的生活”感染了。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真实境况里，你才会明白社会主义的正义性，才会明白社会主义恰恰是保护千百万民众的人权的。

  我还去过中央大学的分校。韩国不少大学都在小城市里另设分校。中央大的分校在安城，韩国著名的生产方便面的地方。我的北大同事黄卉在那里任教。我们几个在汉城的朋友一起去那里玩。每次到汉城以外的大学，我都心想，大学就应该建在这样的地方。山清水秀，沃野平畴，狗吠教室外，鸡鸣讲台旁。我们走在仿佛无边的校园里，半天也遇不见一个人。在一个广场的地面上，画着许多揭露美军屠杀韩国人民的宣传画。我们又去挖野菜，一边挖一边背诵诗经里的“采采罘苡”。挖到一根又像人参又像萝卜的东西，回去后请教门卫。门卫说，这个你们没什么用，就留下了。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，打了一夜扑克。四周安静得仿佛千里之内都能听见扑克落在毯子上的声音。难忘的安城之夜。

  汉城以外的大学，大多都是因开会或讲座而去的，匆匆看上一圈，印象不是很深刻。总的印象是，面积大，气派大，房子漂亮，设备先进。光州的朝鲜大学，大田的忠南大学，都是如此。凡是看到一群与众不同的漂亮建筑，十有八九是大学。这些大学多数是8o年代经济达以后大兴土木的，设计很讲究，务求变化，选址也都不错，几乎都在风水宝地，抬眼星垂平野阔，推窗月涌大江流。从空间上给人以“大”学之感。看了韩国的大学，就会认识到这是一个高度重视教育的国家。在许多大学的走廊上，看到一排排的电脑，学生在那里随便用，电脑比学生还多。我想起我自己在北京大学读书时，连椅子都没有学生多，学生经常为了争座位而打架，我也打过那样的架。北大是靠着“为椅子而打架”的苦学精神来推动祖国前进的脚步的。这固然是很宝贵的，但是如果硬件也好一点，多一些椅子，多一些电脑，多一些大楼，不是会更好么？当然这也难说。据说北大最好时在亚洲排名第七，倘若真的到了电脑比学生还多的那天，但愿不要排到第七十吧。

  仁爱的尹淮

  韩国的《海东名臣录》记载，朝鲜时代的尹淮，年少时出门投宿，主人不许，他就坐在院子边上。主人的儿子拿了一颗大珍珠出来，掉落在院中，被一只白鹅吞下。主人找不到珍珠，就绑了尹淮去告官。尹淮也不分辩，只要求连鹅也一同绑去。次日，“珠从鹅后出”，真相大白。主人很惭愧，问他昨日为何不说，尹淮答道：“若昨言之，则主人必剖鹅觅珠。故忍辱而待。”

  尹淮处变不惊、受辱不辩的从容态度，是很令人叹服的。大有苏东坡所云“无故加之而不怒，卒然临之而不惊”的风范。我遇到的许多韩国朋友，听别人称赞韩国的优点时，眉开眼笑，和蔼亲善，而听到别人对韩国有一点点委婉的批评时，立刻脸布凝霜，反唇相讥，甚至拍案决眦，暴跳如雷。我的师兄高远东指出：“韩人性狭直而急竞。”我因此很少批评韩国，在韩国遇到再大的委屈也尽量牙掉了吞落肚，并且不时劝告初到韩国的中国人：“千万别给韩国人提意见。”我开始时甚至怀疑，莫非韩国人自古就是这种火暴脾气？

  但尹淮的故事使我认识到，古代的韩国人也是崇尚这种仁爱儒雅的大家之风的，连别人冤枉他盗窃都能忍受，这是何等的自信。今天的韩国人脾气暴躁，恐怕是与一部充满压迫和抗争的近代史更有直接密切的关系的。当一个民族洗刷了自己的屈辱，在世界上重获得自己的尊严时，他们的脾气或许就会优雅起来吧。如尹淮这般胸襟宽宏之人，能够出现于韩国的昨天，自然也可以出现于韩国的明天。

  （因为有了对韩国朋友这样的信心，我也敢于写些大胆批评韩国的文字了。）

  韩国人的革命精神

  我住在梨花女子大学的国际馆，这里住着东西方许多国家的学者教师，都是远离祖国，又大多不会韩语，因此生活上难免遇到许多困难。这些学者因为心情不大好，于是就经常批评韩国这野蛮那落后。我对韩国也有自己的意见，但是在“帝国主义”面前，我总觉得应该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说话。我就说，韩国虽然经济没有西方达，文化没有中国深厚，但是韩国人的革命精神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流的，这一点不但你们“帝国主义”要学习，就是我们“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”也要学习。

  韩国也曾有过文化灿烂的古代，但是韩国近代史的苦难深重是全世界罕见的。几乎半个世纪的日本统治之后，好不容易河山光复，整个半岛又被冷战体制拦腰切成两段。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，韩国又经历了几十年的军事独裁。盼望和平，盼望民主，盼望统一，可以说是韩国人念兹在兹、挥之不去的永恒情结。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一部韩国的苦难史，同时也是一部韩国人民的反抗史。他们用不屈的反抗，迎来了三韩大地的光复，又用前仆后继的起义、革命，结束了军事独裁，迈进了民主时代。我在光州的“5.18″墓地，望着那层层的墓碑说：“韩国青年的鲜血，毕竟没有白流。”更为可贵的是今天，在经济高增长，民主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，韩国人并没有抛弃他们的革命传统。在韩国的学术界，许多优秀的学者仍然保持着一腔革命情怀，思考着世界革命问题。而在中国、日本等国家，随着经济的繁荣，许多人忘记了革命乃是今天经济繁荣的乳娘，他们开始清算革命，咒骂革命。学术变成了一堆隔靴搔痒的废话，教授变成了一只摔不破的胶皮饭碗。正像中国的围棋和日本的围棋都越来越不如韩国围棋那样生气勃勃、那样充满昂扬的斗志一样，中国和日本的学术也越来越老气横秋，把卖弄材料和考据当作第一流的境界，而把学者的天职抛到了九霄云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