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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这中间的差价惊人，一个月利润两百贯，卖价要到三千贯左右。这一点错算，两千多贯就没有了。巩县的两税才有多少？对一个县来说这是一巨款。

  彭三利又道：“此次卖，是连房带地一起卖的，不只是卖的邸店。那处邸店占地约有三四亩，离县城不远，又临码头，地价至贵，总要卖五十贯钱。加上七十余间房，又要值上三四百贯。如此算来，五百贯的价钱极是便宜，是以一揭榜便众人疯抢。”

  王安石到巩县只有两三个月，心思都花在了整修沟渠，治理农田上面，于工商业甚少过问。最近几天，才开始查阅各种账簿，打听价格，心中大致有数。巩县在附近算是一个繁华大县，不过地价跟京西路其他地方一样，并不高。一般的农田买卖，除非是有便利的沟渠旱涝保收，不然一亩也就三四百文。只有那些极是把沃，浇水便利的，才能够卖到一贯以上。跟城里相比，宋朝农田非常便宜，饶是如此，依然还是有大片荒芜。

  码头附近属于商业用地，地价要贵得多，大约一亩地要十贯以上。此时盖房，一间的成本约是五贯，那处邸店连地皮带房产，大约值四百多贯。算来算去，扣除房产和地皮这些固定资产，偌大的邸店实际只卖了不到一百贯钱。

  这是卖价最离谱的一处产业，王安石决定从这里开刀，处理那些胆大包天的吏人。一下子贪墨了两千多贯，足够砍几个人的脑袋了。

  宋朝刑法一般以宽大为原则，但有两个罪名不在此列，比以前各朝加重处罚。一个是强盗罪，另一个就是贪污受贿之类罪名。枉法赃罪，十五贯以上绞。

  至太宗朝，官员贪污，被判斩刑的还有不少。真宗朝后，一般不再判死刑，但只要坐实了枉法赃罪，或者贪污公币，处罚依然极重。是以此时的官员中饱私囊，多是向公使钱下手，把这些钱通过各种手段挪到自己的腰包里。真敢向管的官物直接下手的，还是非常少见的。特别是文官，多是利用灰色地带，而少有直接贪赃枉法的。

  历史上范仲淹的庆历政失败，直接原因就是苏舜钦等人的进奏院事件。当时苏舜钦监进奏院，意气风，身边聚集了一群年轻文人对政事高谈阔论。一日用卖旧纸的钱，招集意气相投的人一起饮酒，而且招妓相伴。因为言语出格，被人告，御史王拱辰乘机进行重惩。受此事牵连，苏舜钦的岳父杜衍辞相，多人被迫离京，庆历政很快失败。

  虽然后来苏舜钦的同党友人欧阳修等人掌握了话语权，把此事说成冤案，认为是迫害。实际上按照法律，苏舜钦挪用公款五十余贯，监主自盗，犯的实实在在是死罪。最终只是把他削职为民，已经是考虑了具体情形，减轻处罚了。

  不管是范仲淹还是王安石，进行改革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，有一条就是援引同党为官。附和我的是君子，反对我的是小人，把政事之争变成了君子小人之争。在君子小人的分野中，把国法律条置于不顾，完全按照朋党行事。君子小人之争愈盛，国法律条便被践踏得越厉害，最终闹到无法收拾。

  制度和政策要因地制宜，因时制宜，利尽弊显的时候就要改。以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，照着做了就可以万世不易，得意之时对反对派赶尽杀绝，颠倒黑白，极尽羞辱，那么必然有一天形势变了，就要面临报复。

  徐平推行改革小心翼翼，就是怕出现这种情况。不去找自己的同路人，而是定下制度来按政策考察，不搞朋党。一个公字，一个正字，是政治中能够立足的根本。

  苏舜钦恩萌出仕，后来又中进士，正是意气风要大用的时候，因为挪用公款五十贯而被削职为民，可见此时对贪赃枉法的惩治力度。后来把这说成政治斗争，是后来政治形势生了变化的结果，这个年代，对于这样的案件没有人觉得不对。

  一家邸店卖就贪墨了两千余贯，案子只要定下来，把所有经手的吏人脑袋全部砍了都不够。此案王安石不查，如果被上面州里或者转运使司揭出来，王安石也要受惩处。

  再次查看了一遍帐籍，王安石对彭三利道：“依法，此事你若告，奖赏你一二百贯总是有的。现今衙门里吏人稀缺，办事不易，你写张状纸告如何？”

  彭三利吓了一跳，连连摇手：“小的如何敢做这件事？承买那处邸店的，是以张押司的内弟吴小六为的几户势力人家，在本县极有势力。我若告了，不是害了身家性命！”

  王安石道：“两千余贯，什么势力人家也是一个死字！你怕死人吗？”

  第64章一拍两散

  洛河边的一处偏僻小店，路边几间草屋，屋后柳树下拴了两艘小船。烈日下只有知了没命地在叫，路上没一个人影，河里没一片白帆。

  店里一张桌子旁，聚了最近被落出来做杂事的几个吏人。

  张押司脸色阴沉得似要滴下水来，一言不连喝了几碗酒，重重一拍桌子道：“彭三利那厮已经向县里递了状子，告我监守自盗，把码头边的邸店低价卖给了吴小六！”

  一边的宋押司语带嘲讽地道：“彭三利倒是天大的胆子，这种事情都敢做出来，不怕二哥活剐了他！——不过话出回来，押司此事做得太过粗糙，只要有心，谁看不出来里面不对？七十多间房的邸店，五百贯的价钱，除非知县相公是傻的，不然岂能看不出情弊？”